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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敬偉據《新聞聯播》報道,中共中央日前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就「今年經濟形勢和明年經濟工作」聽取意見建議。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兩個議題:分析研究2020年經濟工作;聽取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匯報,研究部署2020年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每年這個時候,中央政治局都要對當年經濟形勢和來年經濟工作進行分析部署,然後是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便判斷經濟形勢和給第二年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定調。雖然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尚未召開,但中央政治局會議已經為來年經濟工作「劃重點」了--有三點值得關切。首先是對今年經濟工作的「定性」: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變。重點談一下「當前」,雖然今年面臨荌磥漸~市場的嚴峻挑戰,且第三季度經濟增長為%,但前三季度經濟增長為%,確保2019年經濟增長率維持在%至%的合理區間,這一經濟增長速度在主要經濟體中依然搶眼。堅決打好三大攻堅戰按照中央政治局的表述,改革開放由去年的「繼續深化」變為了今年的「邁出重要步伐」;三大攻堅戰也就是「確保實現脫貧攻堅目標任務,確保實現污染防治攻堅戰階段性目標,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由「開局良好」變為了「取得關鍵進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由「深入推進」變為了「繼續深化」。此外,科技創新取得新突破,「十三五」規劃主要指標進度符合預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其次,2020年經濟工作面臨兩個關節點。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我們要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為了完成這一宏偉目標,2020年的經濟工作目標非常清晰,堅決打贏三大攻堅戰,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圓滿收官。當然,基於政策延續性,尤其是「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上升」的形勢下,依然要全面做好「六穩」工作,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保穩定。其中「保穩定」是新提法,筆者理解是為了因應「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上升」。堅持深化內部改革其三,還是要發揮好中國特有的國家優勢,如「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內部改革動力,強化內功緩解外壓。這一點非常重要,當中國成為全球公認的和美國並列的「唯二」強國,來自美國和全球市場的壓力會接踵而來。在此形勢下,中國只能順勢而為,增強信心,在外部壓力面前不動搖,在內部堅持深化改革,自己的事情辦好了,外部壓力也就緩解了。順周期自然可以通過外力挹注和內部改革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化解諸多結構性矛盾,但在「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上升」的情勢下,只能用好逆周期調節工具,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結果導向,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確保宏觀政策的穩定性,微觀政策靈活性和社會政策的托底性。2020年,中國面臨的內外挑戰更多,但中國只能穩步向前,通過深化改革積蓄前進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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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樂士在2016年農曆新年期間,梁天琦、盧建民和黃家駒參與旺角騷亂,被控暴動和襲警罪,分別被判監禁6年、7年和3年半。梁、盧二人於2018年在高等法院被陪審團判定罪成,黃氏承認控罪。三人其後就刑期提出上訴,但上月29日,上訴法庭最終駁回他們的上訴申請。由於梁天琦、盧建民和黃家駒的暴亂行徑對法治構成即時且深遠的影響,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在上訴庭上指出,案件的原訴法官對梁天琦、盧建民和黃家駒的量刑正確,具阻嚇作用。儘管暴亂的嚴重性顯而易見,有必要向暴徒追究責任,德國聯邦移民和難民局卻對此置若罔聞。在檢控官反對的情況下,有份參與暴亂的黃台仰和李東昇仍可保釋外出,兩人最終缺席聆訊。他們後來於2019年現身德國,才被揭發於前一年獲得當地的「政治庇護」。德國當局給予兩人「政治庇護」,無異是侮辱香港及其法治精神。黃台仰和李東昇都是懦夫,他們潛逃外國逃避法律責任。梁天琦和其他幾名被告出庭受審,把自己的命運交給陪審團來定斷。然而,黃台仰和李東昇棄保潛逃,無異於承認自己有罪,卻抱怨自己得不到公平審訊。只要是熟悉本港陪審團制度的人,都能夠識破如此厚顏無恥的謊言。我們不知德國為何給予黃台仰和李東昇「政治庇護」,除非是因為他們對香港極度敵視。可是,對此德方已予以否認。德方不僅誤解香港的司法制度,也錯解了他們的國際義務。正如1951年《難民地位公約》清楚表明,「難民是指有正當理由擔憂因種族、宗教、國籍、政治見解或屬於某一特殊群體等原因而遭到迫害的人。」黃台仰和李東昇並不屬於這些情況,他們之所以被檢控是因為參與街頭暴力,所以他們完全沒有資格申請政治庇護。德國在香港設有領事館,完全了解香港的情況,豈能向暴動逃犯敞開大門!香港《基本法》下的司法制度,以司法獨立、專業和高效著稱,德國駐港總領事林文禮對此當了如指掌。因旺角暴動事件而被控暴動罪的每個疑犯都經過陪審團公正的裁決,一些人被判有罪,另一些判無罪。希望林文禮將這些情況向他在柏林的上司匯報清楚。事實上,根據2020年世界法治(WorldJusticeProject)法治指數,香港法治完善度在全球128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6,甚至在刑法公義方面排名更高,位居第14。德國當局現在已經清楚看到,黃台仰和李東昇的同黨已得到公正審訊,給予黃、李兩人政治庇護的決定真的是大錯特錯的。香港與德國簽訂的《移交逃犯雙邊協定》在2009年4月11日生效。協定要求香港和德國將對方的刑事罪犯遣送回去,當然,也有一定例外情況,但是這些情況都不適用於黃台仰和李東昇。二人理應因暴力行為受到法律制裁,絕不允許他們逃避應有的懲罰。因此,德國必須修正錯誤,取消二人的難民資格。沒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在逃刑事犯必須捉拿歸案,如此方能彰顯正義。(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文版刊登在《中國日報》上,內容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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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捚ag极郤す怢ㄛ彭智文教育工作者去年反修例事件引發長達半年的暴動,據教育局去年年杪披露,被捕教師約80人,當中涵蓋註冊和非註冊教師。截至本年五月,被捕學生逾3,000人,最年輕者僅11歲。日前更有一名13歲學生,自稱學生記者,到非法集結的現場進行所謂的「採訪」,令人嘩然。凡此數字與事實,說明香港的教師與教育確實存在深層的問題,若教育界仍以「專業自主」為藉口,拒絕反思與檢討,誠是敷衍塞責。行政長官只是說檢視通識科的前景,不能讓教育成為「無掩雞籠」云云,旋即引來教協大肆抨擊,這又一次說明教協的橫蠻與無理。當教育界專業失衡,甚至有教師失德,政府重新檢視,有何問題?首先,通識科的教材問題。有論者謂通識科教科書都曾送審,制度行之有效,不需改變。不可不知,目下中小學課程,很多學校擬設「校本教材」,而「校本教材」不用送審,再加上通識科多個課題與社會時事相關,教師怎樣施教,如何引導學生評論時事議題,能否完整和客觀地陳述事件本末或正反立場,關上教室大門之後,旁人無從得知。況且,近期坊間紛紛披露了小中大學試題和習作,充塞辱警與歪理,甚至刻意歪曲史實,足以證明部分教師的知識水平低劣,甚至違反專業操守。於此,為何教協不曾予以批評呢?至於,每所學校通識科的教學情況,在目前校本管理的制度下,教育局雖然有權,但往往以尊重教師專業為由,不予插手。筆者認為,教育局實在有責任加強通識科的重點視學。此外,通識科作為本地考生報考聯招的「必修科」,這個安排應適時檢討。拒絕檢討就是拒絕進步,而課程檢討和考評制度改革不時也進行。昔日取消「高考」,改設「文憑試」,到近年又恢復在文憑試中文科加入「範文」。這些改變,有大有小,因時制宜。筆者不明白為何有些教育界人士如斯害怕觸碰通識科呢?難道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嗎?有人提出,把通識科改為校內選修科,甚至不設公開試。這些都是可以詳細討論的,硬說目下通識教育沒有問題是掩耳盜鈴,政府不妨公開被捕的80位教師中,有多少是任教中學通識科。再說,教育局應當要求全港所有中學呈交所有通識科的自編教材,甚至在堂上使用過的電子簡報和影片,讓專家或公眾評斷當中有沒歪曲事實,散播謠言。倘若教師以樹德立人為職志,光明磊落,相信是不會反對的。不過,教協又或以干涉教學為由群起攻之。近一年,謊言逐漸變成「真理」,單從把刑事毀壞說成「裝修」,已讓人痛心至極。好像近日所謂13歲「記者」事件,有前港台高層、資深傳媒工作者稱讚這名學生「必成大器」,令人費解!何謂「記者」?難道鼓勵學童扮記者,走到騷亂現場?筆者以為,成年人尚且如此顛倒是非,若不及時檢討通識科,甚至整個中小學課程,後果不堪設想。黃錦良教聯會主席港澳辦及中聯辦是中央授權專責處理香港事務的機構,並不是基本法第22條所指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兩辦」代表中央履行職責,對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事務、基本法正確實施、政治體制正常運作和社會整體利益等重大問題,行使監督權。反對派散播「兩辦無權論」,刻意歪曲基本法,將香港視為獨立政治實體,無視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其心可誅。立法會未能履行基本法賦予的憲制責任,窒礙特區政府有效施政,中央豈能坐視不理?立法會亂局持續,內會停擺半年,多項重要法案未能審議。港澳辦及中聯辦分別就此強烈譴責主持選舉的郭榮鏗和部分反對派議員濫用權力,為謀取政治私利,罔顧公眾利益,批評他們利用卑劣手法,癱瘓立法機關運作,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立法會於去年10月復會後,內會至今召開了15次會議,仍